[41] 郭道晖：《民主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宪政运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其第10条规定了表达自由，第2款规定：行使上述各项自由，因为负有义务和责任，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比如，受教育是公民人格独立的必要条件，宪法规定公民受教育的义务是合适的。
而不是必须由一定机关及其人员直接依据某一段文字进行的施行或执行活动来实现其法律效力。根据该款规定，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是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之一。其次，判决主张国家机关监督公民的言论自由，执行社会公德。一旦用自己的道德观评价他人，自然而然要面临挑战。[xxiv] 如果超越这一界限，政府的爱就会变质成了义务，阻碍公民对权利的行使和主张。
该段强调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奋斗成果，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也就意味着立宪者认为本段之前的论述并非以法律形式来表述，我们不应该人为赋予其法律效力。常委会的法律解释与婚姻法的精神格格不入，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古。[55] 其次，行政法院在行政法学方法论和行政法史上的贡献在于，通过一系列判决将处于萌芽期的、行政法规范不健全的行政法框架建构起来，并发展出与公共行政变化相适应的行政法学体系。
在南德强调个人权利救济，对诉讼范围未作严格限制，如符腾堡邦国采取的是概括性规定，但原告资格仅限于主观公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人，排除了公益诉讼。一方面，对于是否建立行政法院，有很多理论争议，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成立过程中关于监督行政权模式的司法国家和行政司法之争、关于组织形式的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之争、关于行政法院功能的主观公权利和客观法秩序之争。[30] 行政法院在争议和妥协中建立起来，但随之而来的争议是行政法院的功能定位：是为了保护个人的主观公权利还是维护客观法秩序？ 3. 个人主观公权利保护与客观法秩序维护之争 关于行政法院的功能，形成了南德和北德两种模式。[42] 其次，权利保护功能从个人权利救济扩展到对少数人的集体权利救济。
但遗憾的是，随着行政法院的主管部门从内政部转移到司法部，从法学学生的培养，到法官的遴选和任命，行政实务经验都被忽视了。比如，行政法院过多介入计划行政领域，过大的司法审查强度影响了行政机关的判断余地，等等。
司法独立是行政审判公正的保障，而审判公正是司法权威的来源。[77] 学者批评这种财政节约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这将影响法治国家的命脉——有效司法救济的保障。[64]在历史上，法院为维护其不受行政干预的司法独立进行了坚定的斗争。统计数据显示，行政法院法官从2002年至2010年减少了19%, 而社会法院法官同期增长了44%。
换而言之，是否成立以及成立何种形式的行政法院最终成为一个决策者的政治决断问题。在德国的行政诉讼法理论和判决中，通过对主观公权利和行政行为概念的扩大解释，几乎很少还有什么行政决定不会影响到个人的主观权利，不具有可诉性。但目前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包括受理案件数量减少、管辖案件范围缩小、普通行政法院与专门行政法院难以整合、法院审理期限过长、法官欠缺行政专业知识和经验等。这样一来，立法者就有权决定是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开放司法救济的途径。
但在争论中，保持社会、行政和财政法院各自分立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因此后来分别颁布了联邦行政法院法、财政法院法以及社会法院法。一般认为，造成行政诉讼困局的主要原因是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应有保障，突出表现是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
在规划法、建筑法中，法律的规范结构不同于其他领域，不是条件式的，而是目的式的，没有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只有目的规定。1. 权利救济和保障 个人权利保护是行政诉讼的基本任务，而且不仅是实体权利，诉权也包括在内，因为原告诉权是启动诉讼程序的扳机，其也应作为保护的目标。
程琥：《行政审判专门法院：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的关键》，《学习时报》2015年10月29日 第A4版。也就是说，如何保障行政审审判的独立性，包括外在和内在的独立性，是突破行政诉讼困境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71] Hufen/Bickenbach,Die Verwaltung 39 (2006),525,537; Heimburg, in Festschrift für Scholz,2007,S.483,484 f.; Geiger,NJW 2004,1850 ff. [72] Ule, Abgesang auf die einheitliche Verwaltungsprozeßordnung,DVBl.1991,510. [73] Pagenkopf, 150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in Deutschland, 2014, S.173-179. [74] Meyer-Ladewig, NVwZ 2007,1262 ff.;Hufen, Die Verwaltung 42 (2009),405 ff.;Gärditz, Die Verwaltung 43 (2010),309,339ff. [75] Schoch,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quo vadis? in,FS 150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2014, S. 222. [76] Schmidt-Aßmann/Schenk, in: Schoch/Schneider/Bi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25. Ergänzungslieferung 2013, Einleitung, Rn. 93. [77] Stelkens,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in der Krise, DVBl 1995, S. 1106. [78] Pagenkopf, 150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in Deutschland, 2014, S.159. [79] Schoch,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quo vadis? in,FS 150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2014, S. 224. [80] Pagenkopf, 150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in Deutschland, 2014, S.156. [81] Ramsauer,150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 Jubiläum einer Unvollendeten,BDVR-Rundschreiben 2013,Heft 3,S.127; Schoch,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quo vadis? in,FS 150 Jahre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2014, S. 224。而这也是行政审判的痼疾。[56]例如，普鲁士行政法院通过1882年6月14日的十字架山案判决（Kreuzberg-Urteil）[57]，确立了行政法的帝王原则——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强调警察机关没有法律授权不得为不必要措施，要求警察行为严格依法进行。进入专题： 行政法院 德国 。
而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可追溯到康德、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思想。有学者统计，其对行政法院的投入平均到每个纳税人仅相当于一年两桶汽油或每个月一包香烟的价钱。
比如，具有历史反讽意义的是，德国联邦层面的帝国行政法院成立于纳粹时期的1941年。[72]统一的行政诉讼法草案经过1982、1985两次审议，未获通过。
权利救济的有效性是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和目的，也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其承载了实现法治国家其他保障目标的重任。因此，有学者主张行政法院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反对错误的政治决断，要意识到诉讼管辖范围其实也是一种权力斗争，必须当仁不让地保护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不被侵蚀。
[83] 所以，是否以及如何设立行政法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决断问题。[1]换而言之，原告的胜诉率不足一成。最后，行政法院的法律续造功能体现在对立法目的进行具体化。各级行政机关和当事人都毫无例外地尊重法院判决，法院院长和法官都得到最高的信任，从未受到质疑。
法治国家的规范条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立法出现了去中心化和多元化趋势，行政裁量权不断扩大。二、行政法院的功能 德国行政法院的功能从权利保障扩展到其他方面，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原因，也体现了法治国家对现代工业社会挑战的积极回应。
同时该案强调的风险预防原则以及所确立的风险规制领域司法审查的强度，在行政法教义学中都具有开创性意义，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法治国理论强调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提供了思想养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则主导了法治国的理论框架的建构，是德国法治国理论的中心支柱。
而在北德由于注重对客观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则对受案范围采取列举方式，但会设置民众诉讼（Popularklage），并考虑赋予检察官或公共利益代表诉权。尤其是在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城市规划和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行政法院通过公正的程序，全面听取各方意见，按照社会公正标准，合理运用判决、调解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来调和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将有助于避免民众抗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德国的行政法院在过去几年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下降，法官也不得不减员，有的地方甚至计划关闭个别法院。[40] 首先，权利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在德国，行政法院可以管辖所有除宪法争议以外的公法争议。正如Fritz Werner所言，行政法是具体化的宪法。
对于警察机关的这一禁令，法院以没有法律授权不得为不必要措施为由，判决其无效。在此，行政法院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和公民二元关系，对多元社会主体的利益进行调和平衡。
第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成立行政法院体系只是提供了保障行政审判外部独立性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但却不能解决司法行政化的问题，不能保证法官的独立性。摘要: 关于是否应当在中国建立行政法院的争议曾是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而且也没有随着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而尘埃落定。
我国的专家学者在论证成立行政法院的必要性时，还另辟蹊径，从司法具有中央事权属性的论断出发，认为行政法院与中央事权要求高度相适应，成立专门的行政审判机构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并促进中央事权的实现，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和全国的政令统一。如前所述，法官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根基，是行政审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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